但这三项原则不必然推导出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模式，从世界范围看，能够彻底贯彻三权分立原则的也只有在近乎白纸的国家才能实现。
那么，微博辟谣与微博实名制的关系是什么？微博辟谣是不是一种可以起到与微博实名制同样作用，但不存在侵害隐私可能性的手段？笔者认为，在客观事实言论方面，微博辟谣所起到的是抑制虚假消息传播的功能(即假消息出现后再进行澄清)，而微博实名制则需要依靠对微博用户的事前抑制作用来预防假消息的传播(即堵住假消息的来源)。况且，微博的功能日新月异，《若干规定》作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规范性文件，极有可能在将来再度遇到难以适用的新情形。
部分微博用户之所以有如临大敌之感，是因为在未实行微博实名制时，发表违法言论所要付出的代价较小，被查处的几率较小。这里的重点是，对微博用户的言论自由应当如何限制到何种程度。微博实名制的直接作用( RP方便事后追惩违法言论)有侵犯微博用户隐私权的嫌疑，合法性值得质疑。这里便揭示了下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微博服务都需要微博实名制作为后盾，从而实现规范微博客服务的发展管理，维护网络传播秩序，保障信息安全，保护互联网信息服务单位和微博客用户的合法权益[6]的目标呢？在微博服务中，哪些功能与行使言论自由有关，进而可能受到微博实名制的消极影响呢？二、微博之部分功能与言论自由无涉毋庸置疑，微博的主要功能是为微博用户提供一个行使言论自由的场所。换言之，微博实名制的触角仅伸至注册这一过程，对于其他活动则鞭长莫及，微博用户完全可以在进行这些活动时随意地选择自己的微博昵称。
其二，纵使未能对搜集真实身份信息的合法性作出判断，若存在能起到与微博实名制同样作用、但不存在侵害隐私可能性的其他手段，微博实名制也应让位与这些手段。综上，微博的大部分功能与言论自由密切相关，但是它们之中的一些表现形式与传统的言论自由行使方式有所不同。[27]虽然这些条件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但对于制度的建构具有以下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是法官尤其是高级法院法官高度权威的树立。其次，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性规范文件虽然具有内部性，但对法律层面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在性质上具有类同于法律的立法效力，且具有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即使在人民满意等政策导向之下，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基于司法权的自身特性来获取社会效果，而不是直接主动地行使抽象解释权，行使相应的立法功能。目前抽象司法解释在性质上是对制定法的再次立法，难免在实践中出现与立法的直接冲突，造成制度层面的逻辑混乱。
5．判例指导制度符合司法权运作的内在规律，有利于调动法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法官的经验智慧，也符合能动司法的运行规律。[28]当然，这些制度都须以尊重司法独立为前提。
另一方面，从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目标来看，中国法律体系已进入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阶段。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4种。但是不管是单纯的法律解释、法律之内法的续造还是超越法律的法的续造，主要发生在司法裁判过程之中。[5]所谓司法式立法，简言之，就是法院通过制定在性质上属于立法的规范性文件，如指导意见等，来对劳动纠纷的司法处理进行规定，并在审判实践中加以运用。
该规定指出，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有关审判庭同意后，再送主管院长审查，主管院长审查同意后即可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发布。││数额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2．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12个月金额的，仲裁裁决为终│意见（试行）)(2009年4月15日起施行）第48条。[13]但是对于这项授权，必须区分规范语境，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明确区分了两种解释形态，即第1条有关凡关于法律、法令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进行解释或用法令加以规定的规定与第2条有关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
[17]对此，也有学者指出：立法性法律创制和司法性法律创制是有明显区别的。这种指导制度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以审判监督制度为保障，如上级法院可以通过上诉程序监督下级法院，或者上级法院可以通过特殊的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等等。
这种立法空隙带来的司法裁量权当然可能产生司法判决的不统一、不一致甚至不公正的情形，因此必然要求一种制度能够进行调和进而达到司法实践的统一。这是因为抽象解释和成文立法都同样难免有挂一漏万之虞，且本身在适用过程中就需要解释，因而往往对判决的最终统一无济于事。
比如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1期刊登的樊明、刘希龙故意杀人案，专门表达了指导性的审判意见，即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985年4月25日第225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第1款的规定，在总结审判经验时，认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一审判决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裁定，适用法律正确，定罪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可供各级人民法院借鉴。有些地域出现了激增，其中广东、江苏、浙江三省，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同比增幅分别达41.63％、50.32％和159.61％。自最高人民法院1985年5月开始公布指导性案件以来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有鉴于此，司法权在实际运作中往往采取一种自我克制的立场，这种立场甚至在一般意义上被当作是司法权运作的常规形态，是司法权的一般性规律，要求司法权的行使严格奉行被动司法的立场，以具体案件纠纷的存在为前提，以具体案件争议为对象。1．最高人民法院所进行的抽象司法解释，违反了宪法及有关法律的授权规定。这些规范性文件通过具体的规定为各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提供了具体的标准，在实践中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为各级地方法院所执行。
但劳动关系终止的，其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计算。1．判例指导制度离不开判决报告制度的建立。
││├──────────────┼──────────────────────────────┤│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月金额系指仲裁委员会最终│案件仲裁与审判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宁中法[2008]238号，2008││裁决的数额，且不包括仲裁审│年11月27日起施行）第12条。一审案件收案数比2009年同期上升10.3％。
因为它只针对‘个案生效，而且只是‘候补于立法机关所作之造法的‘尝试，因此不但并未侵害立法机关之立法的‘优先权，而且造法的结果，还是停留在逐案尝试的阶段，与立法机关对‘一般案件制定‘决定权之法案者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的规定，由此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定明确区分了审判过程之外对法律进行的抽象性解释，以及在审判过程之中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
此后的立法任务将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因此，判例的约束力相对于制定法而言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性司法解释无疑可以填补大量的立法空白。当然，审判监督制度的前提在于保障当事人的上诉权以及实体性权利，且也应以尊重法院的独立审判为基础。
由此，具体的案例指导制度在实践中一直存在，虽然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实效。[9]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限定享有法律解释权的主体是最高人民法院，而不是地方各级法院。
[20]李林：《中国立法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北京日报》2009年3月4日。│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条。
[28]也有学者论及了背离判例报告制度。[1]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数量在短期内大幅膨胀。
[19]参见陈兴良：《司法解释功过之议》，《法学》2003年第8期。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院对于指导性案例的实际需求。从目前中国司法制度的运作来看，可以尝试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级人民法院两级判例指导制度，因为这两级法院在司法制度中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那么，虽然其他地方法院并没有经过规范上的明确授权，是否可以由这种惯例进而在学理上推导出地方法院也在应然层面可以进行一定的司法式立法呢？笔者认为，即使是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所享有的抽象司法解释权，在学理上也不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
对于法律方法的选择、权衡及取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司法权具有一定的能动空间。长期存在的抽象司法解释为法院量身定做了审判的具体标准，而在很大程度上侵涉了司法裁量权的行使空间。
[21]参见张千帆：《先例是什么？再论司法判例制度的性质、作用和过程》，《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18]因此，如果法院的解释超越了具体的司法活动，而在抽象解释层面行使立法职权，无疑已不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
司法政策虽然在效果上截然区别于制定法，但是也会对裁判活动产生一定的政策影响。虽然从法治经验来看，无论如何审慎制定的法律，其仍然不可能对所有属于该法律调整范围，并且对需要调整的事件提供答案，换言之，法律必然有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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